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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以农业为基础,农业以种植业为基础。 获得种子的人将征服世界。 7月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种业振兴行动计划》。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会议时强调,种子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必须振兴民族种业,把种源安全上升到事关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集中力量解决问题、弥补短板、强化优势、控制风险,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我国种业发展的指南针、发令枪、进军号角。 将激励广大科技人员精神抖擞,攻坚克难,努力打造种业“芯片”,为种业扭亏为盈而奋斗。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战役中,中国需要唱响食药用菌产业的“翻身仗”。

食药用真菌在国际上被誉为21世纪的保健食品,也是生物制药、功能食品、化妆品的重要原料。 食用菌和药用真菌在国际上已被用作服装、箱包、绿色建筑的材料。 我国是食用菌、药用菌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是最早认识、采摘、食用、栽培食用菌的国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食药用菌产业发展迅速,“令世人惊叹”。 2012年以来,食用菌(即蔬菜菌)已成为继粮油、果蔬之后的第五大类农产品。 中国食用菌协会名誉会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宇认为,如果算上药用菌,应该是第四大类农产品。

昔日不起眼的“小蘑菇”已悄然转型为大产业,突出表现在“三个7”:一是产业增速从1978年的5.8万吨迅速提高到目前的4000万吨,急剧增长。 40年时间增加了700万吨,增长速度在世界上是前所未有的,也没有任何一种作物经历过如此快速的增长。 二是年产量占全球份额75%,成为我国具有地理优势的纯出口产品。 特别是COVID-19疫情后,出口稳步上升,灵芝、茯苓等药用真菌成为出口新宠。 三是八年脱贫攻坚,全国70%以上的贫困县选择食用菌作为优势产业,涌现出一批食用菌精准扶贫模式。 食用菌产业扶贫为中国扶贫和世界扶贫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三度盛赞“小菌类,大产业”。 这既是对食用菌产业的充分肯定,也是对食用菌产业发展的最高赞誉,为我国食用菌产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我国虽然是名副其实的食药用菌资源大国、生产大国、消费大国、出口大国,但还不是食药用真菌强国。 各国之间仍然存在很大差距。 尤其是种源安全现状令人担忧,种业小、散、弱、对外依存度高。 由于种业基础科研基础薄弱,我国大宗食用菌品种除木耳、玉木耳、银耳、蛹虫草外几乎被国外垄断。 缺乏高效、集约、规模化生产所需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种,种子供应几乎全部依靠进口。 比如,作为香菇的发源地,我国大面积种植的香菇品种基本来自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引进的日本品种; 双孢蘑菇品种主要由荷兰和美国控制,其中美国占87%; 由日本千曲化成株式会社控股。 即使这些进口菌种每瓶收费1-3分钱,我们公司所要缴纳的菌种使用权年费也不容小觑。 更危险的是,一旦国外菌类供应被切断,近千家食用菌工厂可能会倒闭,其中日产量超过200吨的工厂就有20多家。 解决细菌“卡脖子”问题,确保食药用菌源自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

做好食药用菌产业扭亏为盈,尽快改变“资源国多、菌种少;产量大、研发国弱”的尴尬局面“对于食药用菌来说,无疑是实现民族种业振兴和食药用菌建设的目标。 对于一个强国来说,这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当前,要切实抓好七个方面:

一是提高菌源安全的政治立场。 农业种质资源包括植物、动物、真菌等,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副产品有效供给的战略资源,是农业科技原始创新和农业发展的物质基础。现代种业。 当前,种业竞争的本质是科技的竞争,焦点是资源的竞争。 谁拥有更多的种质资源,谁就拥有选育品种的优势,谁就掌握了种业竞争的主动权。 没有独立的种质资源,就没有独立的种业品种。 我们要深刻领会习总书记多次强调的“中国人民的饭碗自己端在自己手里、自己的粮食自己存着”的精神内涵,牢固树立大吃饭观、大粮食观,改变简单的吃饭观、大吃饭观。食品、药物和真菌的概念。 作为“一道菜”的概念,我们应该从国家粮食和食品安全的战略高度来认识菌种的来源安全。 还要树立“三事农业”理念和种业综合观。 浩瀚的生物世界无非就是“三物”的循环。 “植物生长、动物消耗、真菌(微生物)转化”是农业必须遵循的规律。 新时代的现代农业,特别是“双碳”背景下,迫切需要构建完整的“三材农业”内生自循环系统。 目前,在我国“三料农业”中,真菌种业最为薄弱。 国家已建立的种质资源库均与动植物(包括水生生物)有关,但尚无真菌种质资源库; 国家种业园区内尚无“细菌”品牌名称。 这与我国作为食药用菌大国的地位,以及食药用菌第五大(甚至第四大)农作物的地位极不相称。 要从国家农产品供给安全角度,正视我国菌种资源稀缺性,认清食药用菌产业振兴的战略性、基础性、紧迫性,加大力度补短板。它是在“三材农业”新理念指导下。 弥补真菌种业的短板,将构建“三物”种业协同发展、三足鼎立的我国种业新格局。

二是做好食药用真菌种质资源调查工作。 种质资源调查是振兴种业的第一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夯实种质资源基础,做好资源普查、鉴定和评价工作,切实保护和利用。 我国正在组织第一次全国林草种质资源普查采集、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植资源普查采集、第四次全国中药材普查等大型全国资源调查研究资源。 这些工作虽然是由不同部门领导机构开展,但都涉及食药用真菌种质资源,需要整合数据、汇聚在一起。 为此,建议国家加强上述工作的统筹协调,提高国家种质资源管理的完整性和协调性。 除围绕既定科学目标外,还应加强真菌种质资源的系统收集、储存和信息共享,食用菌种质资源和药用真菌种质资源数据项应由农业农村部门单独列出,供农业农村部门参考。统一录入; 区域真菌种质资源调查收集,结合地面调查,摸清全国真菌种质资源的类型、数量、分布和主要特征,明确演变趋势,有效收集和保护珍稀、濒危、特有的真菌种质资源。资源。 收集您需要的一切并保护您需要的一切。 在此基础上,发布细菌种质资源现状报告,研究细菌种质资源安全策略,制定细菌种质资源保护利用专项规划,纳入国家“十四五”规划《种业发展规划》。

三是加强野生真菌种质资源保护。 野生真菌资源是国家的生物战略资源,是真菌开发利用的瑰宝。 然而,目前野生菌资源的保护,不仅普遍存在单纯的禁止采收,造成资源浪费,而且还存在非法采收和“杀鸡摘蛋”(如子实体前挖坑)的现象。成熟并释放孢子)。 真菌被盗带出国后,甚至在国外研究登记,导致我国食药用真菌发展经常遭遇“品种壁垒”。 加强野生真菌种质资源保护刻不容缓! 近年来,李宇院士团队与地方政府合作,在中俄边境西藏、甘肃、四川、浙江、福建、安徽等地建立真菌种质资源保护区,开展真菌种质资源的调查采集工作。野生真菌种质资源。 并在当地建立真菌保护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开展新种质资源创建研究,实现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的结合。 建议推广这一做法,鼓励农业、中医药院校和科研机构在我国自然保护区建立野生菌保种体系,采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和实物保护措施,加强保藏、保护和保护。珍稀濒危真菌资源。 良种选育及其生物转化以及人工替代品的研究将为真菌来源的安全奠定基础。 评估、奖励和惩罚。

四是建立国家食药用菌种质资源库。 菌类种质资源库是菌类农业的源泉,也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将国外先进经验与国内丰富的种质资源库相结合,是我国未来赢得种业“翻身”的有效手段。 针对当前我国食用菌产业建设的短板,当务之急是建立国家食用菌、药用菌种质资源库。 今年,安徽省合肥市立足粮食、园艺作物种业、畜禽种业优势,提出打造“中国种业之都”。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刘奇同志建议合肥市与李钰院士团队合作,共建食药用真菌种质资源库和种业研发中心,又增添了一个“向“中国种业之都”建设迈出一步。 这一建议很快得到合肥市委、市政府采纳,并得到安徽省委、省政府负责同志的肯定和支持。目前,“合肥菌类产业硅谷”建设建议国家大力支持和加强指导,推动合肥加快建设国内国际一流的细菌种质资源库,加快形成“一库五库”(真菌标本)库、真菌资源库、活组织库、活性成分库、基因库、数字信息库)保存体系,成为引领全国、影响世界的真菌保存与保护、基础研究、菌种创制与转化的创新高地。科研成果丰硕,已成为高端人才、高端成果孵化、高端菌类的聚集地。 企业集聚的全产业链创新示范区。

五是实施食药用菌产业振兴行动。 国家种业振兴行动重点从资源保护、创新研究、企业扶持、基地建设、市场净化五个方面进行。 这些恰恰是“三料农业”中真菌种业的薄弱环节,需要加强。 建议国家和地方政府配置规划、资金、科研等要素,集聚与农业领域第五大产业相匹配的要素,为食药用菌产业振兴赋能。 品种振兴行动必须集中精英,把生物技术育种作为重点。 伴随着自然物种进化和人类技术进步的历史进程,全球农业育种已从原始育种、传统育种、分子育种发展到生物技术育种时代,即从转基因育种3.0版到智能设计育种版4.0,融合各种前沿技术。 新一代分子育种技术时代的技术巅峰。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包括全基因组选育、基因编辑和合成生物技术培育革命性、颠覆性的新品种,不仅大大缩短了育种周期,而且在提高菌种营养成分、口感和品质的前提下,安全。 形状颜色。 加强学科协调和资源配置,突出育种技术与数字智能技术交叉融合,建立育种共性平台和大科学装置平台,建立团队揭牌、领导机制和“设立赛马会,动员科研机构和食药用菌企业科技人员投入。 我们以科技育种的热情,努力打造一批遗传背景丰富、关键性状优良的核心细菌种质资源,构建系统化、流程化、规模化、信息化的分子技术育种体系,培育一批适合光简化的核心菌种。 培育在产量、品质、抗病、抗逆、加工特性等方面有重大突破的机械化育种材料和新品种,完善一整套生物育种法规政策,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育种育种”推广“一体化生物菌种企业”。

六是加强菌类产业知识产权保护。 我国2005年才将食药用真菌列入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名录,分三批列入15种食药用真菌新品种,仅占已知品种的1.06%。 与发达经济体相比,食药用菌品种权保护存在较大差距。 建议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扩大保护名单。 狠抓研究论证,将新真菌列入国家植物保护名录,扩大保护范围。 除常见食用菌属、种外,我国特有的附加值高、国际认可度高的食用菌、药用菌品种应纳入保护名录。 去年,商务部、科技部将16种药用真菌列入禁止出口清单,涵盖从菌种到生产加工技术等。 但药用真菌总体比重仍然较低,亟待扩大。 二是推进菌株数字化保护。 加强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应用,建设国家食药用菌菌种时空数据服务平台,打造“数字菌种”工具箱,加快实施“一菌”。菌种生产、流通“一码一码”。 、建立健全防伪和质量追溯体系。 三是依法加强菌株知识产权保护。 加强各级人民法院和农业农村部门的协调配合,以法律为利剑保护菌类产业,以“长牙”措施保护养殖户合法权益,综合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菌类产业。综合运用经济、技术、行政等手段,实施全链条、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侵犯名牌等突出问题,让侵权者付出惨重代价。

七是加大培育食药用菌产业龙头企业的力度。 放眼全国,大部分食用菌主产区缺乏种业龙头企业。 常见的情况是“菌种外地来,菌棒小厂卖,瓜菜分布不均”。 河南作为食用菌产业第一大省,拥有大大小小的食用菌菌种企业近200家,但具有一级、二级生产资质的种子企业连一家都没有; 国内也没有一家具备养殖能力和现代化生产能力。 种业龙头企业给整个行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埋下了隐患。 为此,木耳产业的振兴必须培育大而强的领军人物。 一要在不同地区建立高标准的食药用菌菌种工厂,培育国家和省级食用菌产业领军企业,支持优势企业发展,支持和促进菌种企业与科研机构、金融机构、科研机构等对接。食用菌主产区加快商品化养殖体系建设。 同时,要抓紧制定食用菌、药用菌质量标准,严格实行一、二、三级菌种分级管理,严把一级来源,实行生产许可证制度,全面提高食用菌质量标准。食用菌和药用菌的生产。 水平,构建菌种生产供应体系。 二要发挥我国菌类优势,培育外向型种业龙头企业。 近年来,李宇院士、福建农林大学林占熙教授沿着“一带一路”倡议推广食用菌栽培技术。 中国菌种和栽培技术已在100多个国家开花结果,赢得国际声誉。 鉴于我国周边地区及非洲对食药用菌的需求不断增长,建议利用李宇院士、林占西教授的特殊影响力,建立“一带一路”食药用菌菌种生产中心和对外示范推广基地。 、加强食药用菌种及相关装备技术配套输出和人才培养。 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商务、科技、海关等部门要加强协调,切实做好各项服务,使国种菌种“产得好、销得好、长得顺、长得好”,发挥好品种的作用。中国细菌是一首造福“一带一路”乃至世界人民的优美乐章。

(作者是安徽大学农业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生态农业大数据国家地方联合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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